兰馨桂馥有知音 ——读王宏甲《宋慈大传》散记 □蔡华栋

今年4月中旬，王宏甲新作《宋慈大传》与宋慈诞辰830年纪念邮票在建阳举行首发式。王宏甲青年时期潜心研读《洗冤集录》，钩沉发微，倾八年心血创作小说《神验》，《神验》一版再版，还改编成电视剧，宋慈终于广为人知。这次再度演绎40万字的《宋慈大传》，可见他对这位乡贤何等偏爱。蒙赠大作曾请教宏甲，古代审案似乎不避刑讯逼供，是否有重口供轻证据的司法传统？他答：非也，宋代判案比同期欧洲的宗教裁判所高明多了。然后他纵横捭阖，口吐莲花，气宇轩昂。

近日得闲空，通读完《宋慈大传》，收获了福尔摩斯式的探案乐趣，且穿越到宋代，与古人同悲喜。但总在想，一个熟读儒家经典的书生，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到某地任父母官，他真的能从容地担负起判是非、定生死的职责吗？历代考取进士功名的读书人有十万左右，宋慈的司法鉴定技能为何少有后来者发扬光大？宋史怎么没为他专门立传？他的司法理念有多少化作司法制度？一介书生一下子成为财政、军事、教育、祭祀样样精的“全能王”，既要征收钱粮、教抚百姓、处理案件，还要兴水利、剿土匪，难道不会落下“外行领导内行”的差评? 古代县令不可能如文艺作品那样，惊堂木一拍，杀威棒一举，大喊，“从实招来”；或者“大刑伺候”。那也太简单化了。但显然有很多糊涂官在不断地制造冤案，否则无法解释窦娥冤的悲剧、清官情结、侠义何以成了古典文艺经久不衰的母题。

宋慈31岁中进士，40岁出任江西信丰县主簿，然后知县、通判、提刑、知州，到60岁那年写出著名的《洗冤集录》。王宏甲生动再现了这位断案高手的传奇人生。科举考试，通常不涉及具体刑狱。而官府审刑断狱，让罪犯服罪伏法，前提是获取过硬的第一手材料和证据链。宋慈40岁才进入官僚系统，之前一直在建阳。那时建阳既是图书出版中心，又是理学大本营，宋慈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交游广泛，青灯黄卷下攻读了古今判例，又有家学渊源，熟知膏、丹、丸、散等医学知识，并旁及内、外、妇、儿、伤、骨科。这些积累，对他坐实案情所有证据链条，再进行定罪量刑，是至关重要的。加上宋慈关心民瘼，智勇双全，擅长心理推理，侦破了复杂人性衍生出的一系列谜案。他在刑侦方面的造诣，远超西方同期的水平，人类法医学之父的名号，他受之无愧。

中国历史上，宋代的司法制度比较健全。为防范可能的失误和认识局限，逮捕、审讯、判决等流程相对规范，法医检验制度设立了案发地的县官初检、邻县配合复检的机制。《洗冤集录·检覆总说》记载，死亡案件都要经过多头鉴定、重复鉴定，再上送州或提刑官把关、终审。宋慈一生，主要工作岗位是提刑官，他“惟恐率然而行，死者虚被涝漉”，接手案件，总是亲临验尸现场，一丝不苟地核查正背人形图、验状等文书档案；以苍蝇识别凶器，首创生物破案法；以血清鉴定血缘身份的滴血辨亲法，也属那些年代法医学前沿技术。道与术兼长，使宋慈不断创造伸张正义的奇迹，终成司法精神进化史上的里程碑人物。王宏甲在《评传》中称他为中国法医学集大成者，其公正清明也足为法官之楷模，乃知音之论。

宋慈《洗冤集录》共五卷五十三条。在序言里，他自信地写道：按这些方法去办案，“发无不中”，“当与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确实，这部法医操作手册，很快由官方颁行天下，成了办案人员案头必备书。之后数百年，案件审判权分散且相互制约，有犯人喊冤，法官即启动重审程序，将所有证据重新核对。但其中的漏洞仍然不小。宋慈结合自己的刑狱经验，提出，不少冤假错案，根源在于“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如果主审官不亲自验尸，走过场，往往会被匿真报假的仵作和吏胥所蒙蔽。我国古代，申诉渠道畅通，却没有西法那种当庭抗辩制度。读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让犹太商人夏洛克损失钱财，再反诉原告企图危害威尼斯公民的生命，民事诉讼瞬时变成刑事诉讼。利益诉讼以如此动人的言辞达成，也是法律正义性的一部分。大法官宋慈，做得再专业，仍然与现代意义的司法独立相差甚远，尤其是权与法的较量，使我们的法治进程步履蹒跚。

这里指的是，审案常常受到权力和人情的干扰。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里都有“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在曹魏《新律》首次使用，往上可溯及西周的“八辟”，往下延续到清末，属于中华法系的一项伴生物。这八种人的量刑最后由皇帝说了算，等于另外开辟了一块法外之地。因此，我们的文化传统，倾向于按照伦常行事，司马迁所说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之于法”的理念则不算主流。在讲法理的场合，人们嘴上常常挂着“别得理不饶人”的说辞，是提醒你，已经不输理了，还一根筋，认死理，是缺乏“和为贵”的人际关系意识，是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现。而权力、人情，是司法公正的大敌。一个个人情则像一块块石头，法治车轮行进在这条布满乱石的道路上，自然是左右摇摆的时间长，快速挺进的时间短。

王宏甲描写晚年宋慈从某地突然被调到异地，这情节，像在暗示古代司法制度的缺陷在源头就已存在。不因个人的喜爱而为当事人网开一面，也不因个人的厌恶而对当事人罪加一等，是法官的天职和良知，可在案情水落石出之际，却没你什么事了，身后空留涕泪滂沱歇斯底里的冤屈者，这让他情何以堪。前述宋慈是道术兼长的法官：道即理想、信念，术即策略、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势，势即权力、地位；唯有道、术、势三位一体，司法利剑才会开出清明的法治天地。但形势比人强，越往后，法官们越发不像宋慈那样“躬亲检验”，以至普通百姓更多时候只好在小说里、戏台上，借助消遣清官形象来满足司法公正的幻想。

谁都明白，一切可能的错误没弄清之前，或者依赖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就展开司法审判，是件极为恐怖的事。如何免于这种恐怖？王宏甲在别处的演讲和著述中，多次提到：那个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如《洗冤集录》这般完备的司法鉴定体系，甚而断言宋慈具有无罪推定的司法理念。这种解读，有对桑梓先贤的偏爱，也有对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愿景的展望。我们对八百年前的宋慈的最好纪念，是司法审判不受权力和人情梦魇的干扰，谁真的惹上官司，可以不去想有没有熟人帮助疏通。当上上下下都自觉地维护法律的权威，不在严肃的法治中讲人情，不在平等的契约中拉关系，法治的阳光将洒满大地的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