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昌城关临水宫发现孙悟空“紫衣秀士”木雕神像

△孙悟空“紫衣秀士”木雕（正）林峥嵘供图

位于顺昌县后山路8号的城关临水宫，2019年底在其址凤凰山以东扩建玉皇殿时，从新开挖的明代庙基的夹层中发现了孙悟空前身“紫衣秀士”形象的明代木雕神像，同时还发现唐代铜镜一面、明代道姑银质头饰一顶和明代闽王木雕一尊。施工中，又在凤凰山北发现一面清代墓碑、两尊宋元时期石制香炉和数块铭碑。这些历史遗物皆被精心保存至今，成为城关临水宫的“镇宫之宝”。这尊孙悟空前身“紫衣秀士”形象的木雕高79cm、宽36cm、厚33cm，面目祥和、神态端庄，穿着中、晚唐时期流行的宽衣大袖常服，正襟危坐于二出头弧形圈椅上。其头戴黑色高头软脚幞头（又名折上巾），身披宽袖式紫色圆领襕衫，足踏紫色六合靴，左掌平抚左膝，右手大拇指与中指相叩结着道印。封建时代章服品色制度相当严格，自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肇始就有“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的规定。《新唐书·车服志》亦记载：“是时士人以棠苎襕衫为上服。”襕衫在当时是士人、官员才能穿的上服。由此可见，今本《西游记》小说孙悟空的形象至少在晚唐人们心中是一名身披紫衣、颇具威严的士大夫。

顺昌考古工作者曾于2018年元月，在岚下乡黄墩村发现一尊孙悟空原型“白衣秀才”的木雕神像。这一原型最早出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载曰：茫茫黄沙中，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一行六人正为前路迷茫之际，迎面走来一位身着白衣、面带微笑的翩翩秀士。他神通广大、有胆有识，见玄奘迷路便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为助和尚求取真经而来。“猕猴王”主动加入团队后改称“猴行者”，取经七人组接着灭白虎精、伏九馗龙、祷告鸡足山……终于取得佛经657部返回长安。

众所周知，今本《西游记》小说源于贞观元年（627年），年仅25岁的唐僧玄奘只身赴天竺（今印度）历时十九载、行程数万里，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三十六国的传奇取经史实。玄奘返唐后最早成书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由其口述西行见闻，弟子辩机辑录成册的，主要记录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并无任何故事情节。后来，弟子慧立、彦琮为了宣扬佛法无边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开始对取经事迹作了夸张性描绘，为玄奘取经增添了降妖除魔的神话故事。再后来，随着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其虚构成分也越来越多，出现了诸如唐宋时期“猴行者”形象的宋时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金代院本《唐三藏》、元代刊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末至明初，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等名号不定阶段的杂剧代表作品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以及《西游记平话》《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直到明代中期孙悟空才被确定为齐天大圣并延续至今。今本《西游记》小说在此基础上历经上千年无数人的艰苦再创作，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文学巨著。

顺昌城关临水官发现的明代木雕，孙悟空前身“紫衣秀士”的形象出自哪里？顺昌县道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城关临水宫住持王三凤道长认为，孙悟空前身“紫衣秀士”的形象正是“丹霞大圣”的雏形。《北京日报》刊登黄逸的《孙悟空的身上藏着许多原型》指出，今本《西游记》小说孙悟空原型是多源的，包含了英雄、探险家、魔法师、亡命徒、照顾者和老中医、士大夫等诸多前身，不同的前身可能来自不同的书写传统，形成的时间也不相同。从清代悟元道人刘一明《三教探原——西游原旨》中的孙行者着装，以及清人溥儒所画《悟空初会黄袍怪》中身披紫衣的孙悟空，可以看出其前身“紫衣秀士”形象的端倪。清里人何求纂《闽都别记》第141-143回“拓天换心认接面丈，丹霞出丑反送身面”中，描述了一位全身红毛的猕猴，原系隐士豢养，年久成精，到处为非作歹，犯下奸淫妇女的罪孽，被临水夫人陈靖姑抓住，阉去淫根，安顿于乌石山“宿猿洞”后改邪归正，进而修得法力无边，为人消灾祛难、显圣佑民，称为“丹霞大圣”。《夷坚志》亦载，猴妖喜欢变化成美男子形象（唐《诗话》中的“白衣秀才”形象），掳走并奸污妇女（元杂剧中的强抢凡间公主为妻），被临水夫人陈靖姑降服后改过自新（临水宫出土的“紫衣秀士”士大夫形象）。《喻世明言》第二十卷“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也讲述有陈从善被齐天大圣申阳公绑架的故事。福建山民担忧猴妖还会作祟，就在八闽各地，诸如福州仓山城铺头“齐天府”（清人尤侗《艮斋杂说》载）、华林坊尾后岚里“齐天大圣庙”等地为其修建庙宇，把猴妖赋予人形并当作是神明来祭祀（祭祀带来灾祸的邪神以祈其庇护），其中以顺昌宝山之巅南天门双圣享坛内供奉镌刻有“宝峰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元代墓祭冢式神位最为著名，成为当今海峡两岸、东南亚各地信众公认的大圣祖身。至此，猴神崇拜从最早的“祀厉”逐渐转变为“降福正神”，“降福正神”又被广泛地被称为“（齐天）大圣”。

正一教净明闾山派福应雷坛第五代传人、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第三十代传度道人、顺昌县道教协会首任会长金能成道长介绍，中国历史上不乏有“猴妖”记录，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就载：“南山大玃（音如决，大猴），盗我媚妾，怯不敢逐。”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也写到白猴作怪，抢走将军欧阳纥的妻子。《孙悟空形象形成和完善探津（三）》指出，民间对猴神的崇拜应起源于恐怖。福建山多树多，古时猕猴盛行，《唐书》谓“汀郡多山鬼”。《唐韵》载“山魈出汀州”。《太平广记》亦载“所在山魈事，其云坐于檐上，脚垂于地者，今汀城夜中人时见之。”又载“大江之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诡异……江西、闽中曰‘木下山郎’，又曰‘山都木客’……人绝畏惧，至不敢斥言，祀赛惟谨。”因对这类“山鬼”“山魈”“山都木客”的恐惧而产生的敬畏祭拜，属于道教“祀厉”范畴，也成为古闽越猴神崇拜的早期形态。道教作为本土宗教，拥有独特的传播体系和众多信徒，中华传统神话中的神仙一直都存在着变化，这种变化皆来自于信徒心灵的需要。从猴行者的“白衣秀才”演变成士大夫的“紫衣秀士”，不仅说明孙悟空的形象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得到提升，也标记出在人们心中猴神崇拜到丹霞、通天、齐天大圣信仰的演变路径，其内在驱动力就是民间从畏惧到祀厉、祀厉到祈福、祈福到信仰的心灵需要。

据了解，顺昌城关临水宫在其址扩建玉皇殿时，还发现了一面由正识寺和尚在清雍正五年（1727年）为“圆寂师祖最愚焸[xiǒng]公老和尚”立的墓碑，以及两尊宋元时期的石制香炉。《明一统志》卷七十七、《福建通志》卷六十三载，顺昌正识寺位于县治北，一名天湖藏院，宋隆兴年间(1163-1164年)初建，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重修。《顺昌县志》载，清道光元年(1821年)曾遭火焚毁，由住持僧正耀募化重建，后何时损毁无详记。余钟纯《宝山寺“当今皇帝万岁”的由来》指出顺昌宝山寺兴建于宋乾道九年(1173年)，重建于大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两个寺庙兴建、重建的时间如此接近，又都发现了宋元时期的石制香炉；宝山之巅南天门上双圣享坛内如今仍供有“宝峰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元代墓祭冢式神位，而正识寺却已泯灭于历史长河。冥冥之中是否要告诉人们，现今城关临水宫发现晚唐“紫衣秀士”形象的明代木雕与今本《西游记》小说孙悟空前身之间蛛丝马迹的关系。

宋孝宗赵昚[shèn](1127-1194年)是靖康之乱后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第二个皇帝，据《宋史》载，他是个坚定的抗金主义者，在位二十七年间励精图治，先后启用了隆兴(1163-1164年)、乾道(1165-1173年)、淳熙(1174-1189年)等三个年号，创下南宋历史上“乾淳之治”短暂的中兴局面。他在文化上提倡兼容并蓄、共同发展，曾于乾道七年(1171年)亲著《原道论》，提出“以佛修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观点。此“三教合流”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后世的程朱理学，也影响了此后兴建的庙宇中出现了儒、释、道并存的格局。因此，诚如宝山寺，当时的正识寺中也是敬佛崇道并存，奉为道教神灵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最终通过取经成为了斗战胜佛，从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法无边的强大力量。

顺昌宝山寺迄今还供奉有龚志道、刘志达、杨志远等“三济祖师”神像。相传，刘志达是唐末人，会昌年间(841-846年)居于七台庵（刘仙祖庙），创立祈雨咒“谨请七台山（位于大干镇慈悲、甲头村）上刘神者（即刘仙），降龙伏虎大慈悲，狮子岩前（祖庙前显相）伏猛虎，舍枪树下降青龙。岩中修行四十载，刘公圣者展神通，七星圆月照天下，龙树昭彰入瑜伽，诸员官将来随护，除瘟破疫踏冤家。弟子一心专拜请刘公圣者来降临，神兵火速如律令”仍道传至今。陈靖姑之兄“海青”曾到七台山拜“刘仙”为师，后将祈雨术法传其妹。陈靖姑学法后道行渐长，遂收服红毛猴，此猴后来改过自新成为消灾祛难的“丹霞大圣”。当时人们为“祀厉”祭拜所雕刻晚唐“紫衣秀士”形象的明代木雕，后因清时正识寺的损毁而深埋地底，数百年后又因城关临水宫的扩建而重见天日，成为人们探讨今本《西游记》小说孙悟空前身的重要依据。（林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