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海拾遗——福州知青在顺昌(一)

(王德旌)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一个特殊年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称谓),这一代人和共和国几乎同时诞生,同时成长,见证了共和国同一时期的整个发展过程。无论国家兴衰荣辱,他们都休戚与共,是真正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人。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促使他们在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从省城福州踏入那广袤的山林田野。

一、历史背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呼声,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

特别是“老三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初中、高中毕业生革命热情高涨,纷纷打起背包,走向农村“广阔的天地”。还有很多非中学毕业生,甚至还是少年的初中生、小学毕业生,也执着地违背家长的意愿,不惜冒着与家庭“决裂”的风险,背上行装加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以后的各届中学毕业生也沿着这条路走(因为政策规定,凡是上山下乡对象,没有经过两年插队,不能招工、招干、招生、应征入伍,所以知识青年不走这条路也不行),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至1982年,全县安排知青就业工作全部结束,上山下乡就此成为一段历史。

二、安置分布

顺昌作为福建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重点安置地,从1969年1月至1978年秋的近10年间,共接收安置省城福州6个系统14所中学的知青6398人。

顺昌人民热烈欢迎福州知青的到来。县委设立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县政府设立知青办公室,13个人民公社都设立知青办公室。福州各系统都配有带队干部,顺昌县从各单位抽调干部带队,加强知青工作的管理。

顺昌县安置上山下乡知青的主要形式有四种:第一种是参加“五·七”农场劳动,1968—1969年本县大部分知青都集中安排到这个农场,建立一个知青连,农场点知青人数少的建立知青排、知青班,学习、劳动、生活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虽然环境艰苦,但相对比较稳定,知青比较满意,家长也较放心。第二种形式是到生产队插队,1969年起,本县一部分知青和福州等外地来的知青都采取插队形式,由大队、生产队负责管理,相对比较分散,环境更加艰苦,知青承受巨大的压力,家长牵肠挂肚。第三种形式是集中建知青点,办知青队(场)。1973年起,贯彻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精神,全县各公社对插队知青的布局进行全面调整,把大队、生产队知青人数太少的,调整集中到三、五个安置点,进行集中建房、建娱乐活动场所、办集体食堂,成立知青生产队或知青农、林、茶、果场,实行相对集中管理,使知青的生活、劳动环境有较大改善。第四种是实行厂社挂钩,集体安置。1976年起,推广湖南省株州市的经验,城里的工厂、单位、部门与农村社队挂钩,把本厂、单位、部门的知青集中到挂钩的社队来安置,部门、县社派出带队干部进行管理,这样较好地解决了单位与社队、城镇与农村共同动员、安置、教育知青的问题。

10年间,共投入安置、建房经费250余万元,建知青住房249栋2970间,总面积68478平方米。办知青点248个、知青生产队4个、知青耕山队2个、知青农场1个、插入农村茶场4个、分散插队164人。(参考林圣越撰《顺昌政事见闻》第四章)

1969年至1978年,福州上山下乡知青主要分布:仁寿公社431人,洋墩公社97人,埔上公社1106人,大干公社451人,元坑公社540人,郑坊公社404人,城关公社(含双溪镇)506人,洋口公社443人,际会公社(含建西镇)202人,大历公社300人,岚下公社378人,高阳公社271人。(参考《福州插队顺昌知青通讯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