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福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既有朱熹治学“琴书五十载”,也有大圣文化发源与传承。朱熹——南宋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其儒家理学思想庞大深邃,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思维导向、价值观念都产生过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大圣文化——以崇猴习俗为核心,融合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内涵,并经千年传承至今。朱熹思想与大圣文化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挖掘二者内在的契合点,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推动福建地区文化振兴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以朱熹思想与大圣文化精神为研究对象,梳理二者核心内涵,剖析其关联,旨在为推动大圣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朱熹思想的现代化传播提供新的思路。

一、朱熹思想概述   

(一)朱熹思想的形成背景

朱熹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复杂多元的历史背景,其产生与发展受到社会环境、文化思潮以及学术传承的共同塑造。

从社会政治来看,南宋时期严峻的内忧外患环境,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与此同时,国内土地兼并,赋税沉重,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动荡的社会现实促使知识分子深入思考社会秩序的重建与伦理规范的重塑等重大问题,朱熹的思想体系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背景中逐渐形成的。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佛教、道家思想的碰撞融合,至唐宋时期已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总体趋势。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为朱熹批判性吸收各派学说精华,构建新儒学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朱熹思想的核心要义

朱熹构建了逻辑严密且完备的哲学体系,其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三个方面。

1.本体论

朱熹创立理气二元论哲学体系。他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质规律和终极依据,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气”是构成万物质料和经验存在的物质基础。二者关系体现为“理在气先”而又“理气相依”的辩证统一,这一理论构建了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

2.心性论

朱熹提出双重人性学说。区分“天命之性”(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禀受之性),前者纯善无恶源于天理,后者善恶混杂源于气禀。同时提出“道心”与“人心”的区分,强调通过修养功夫使道心主宰人心,最终实现“变化气质”复归本然的道德完善过程。

3.工夫论

朱熹确立了“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和修养路径。所谓“格物”即穷究事物之理,“致知”则是通过知识的积累融贯,最终达到对天理的豁然贯通。这种方法论强调对外在事物的探究与内在德行修养的统一,为社会士人提供了一条循序渐进的成德之路。

(三)朱熹思想的影响与价值

朱熹思想作为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又一高峰,其思想价值与文化意义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学术思想方面,朱熹整合并发展了北宋理学思想,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被确立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深刻影响着后世学术发展方向和思维方式,奠定了此后七百余年的儒家思想基本格局。

在社会实践方面,朱熹强调道德修养与社会伦理建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虽后世存在不同解读,但其本意是通过道德规范约束个体行为,以维护社会和谐秩序。其倡导的纲常伦理观念深入民心,形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成为传统社会的最重要稳定机制。

在文化教育方面,朱熹主张“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创办书院、制定学规,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其思想还远播日本、朝鲜等东亚各国,形成东亚儒学文化圈,促进了区域文化交流,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大圣文化精神解析  

(一)大圣文化起源

大圣文化源起于古闽越及早期汉民族的自然崇拜,是中华文明崇尚自然、尊重自然,追求和谐共生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中华神猴文化流传至今的重要见证。福建的灵猴崇拜,最早见诸文献的是宋洪迈的《福州猴王神记》:“福州永福县,能仁寺护山神,乃生缚猕猴,以泥裹塑,谓之猴王。岁月居久,遂为居民妖崇。”清初尤侗在《艮斋杂说》中指出,福建地区的猴精崇拜十分突出。大圣文化以崇猴习俗为核心,融合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内涵。宝山的“双圣享堂”修造年代早于《西游记》成书 200 余年,足以证明大圣文化并非源于小说,而是早就独立存在的民间信俗,它既是中华神猴崇拜的重要代表,也是福建地区人文历史发展与山海拼搏精神的生动体现。

(二)大圣文化精神

2023 年 1 月 31 日,《福建日报》刊载《闽人智慧:“齐天大圣”在福建,比〈西游记〉还要早几百年》一文,将大圣文化定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闽人智慧代表性内容,是福建山海文明敢于拼搏的精神体现。以“自由灵动、打破束缚”的开拓精神和“不畏艰险、自信勇敢”的冒险精神为精神内核,并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1.“自由灵动、打破束缚”的开拓精神

“自由灵动、打破束缚”的开拓精神源于人类对猴性的观察,并赋予深刻的文化和哲学意义。山猴在林间攀援跳跃,来去如风,无拘无束,是“自由”最直观的化身。福建先民在山林中生活,对这种状态既羡慕又敬畏,进而被提升为挣脱精神束缚和勇于探索未知、追求个性解放的生命态度。同时,也展现出了人们突破地理限制、与更广阔世界沟通的强烈愿望。这种“打破束缚”并非否定一切秩序,它是在认识和遵循大道(天理)的过程中,实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恪守责任与使命中获得更高层次的自由。这种融合了“自由”与“责任”的精神,更为深刻与成熟。

2.“不畏艰险、自信勇敢”的冒险精神

“不畏艰险、自信勇敢”的冒险精神绝非文学虚构,而是深深植根于福建的地理环境、历史实践和信仰体系之中,是一种从生存哲学升华为文化品格的力量。它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在深刻认知困难的前提下,依然凭借自身智慧、勇气和信念,主动选择迎难而上,并坚信能够战胜困难的英雄主义品格,是山地生存的淬炼升华。在深山密林中开辟家园,必然面临猛兽、瘴气、陡峭地势等无数自然险阻;有限的耕地资源迫使先民不断探索生存之道,每一步探索都充满未知与风险,这些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去面对。大圣的神通广大、降妖伏魔形象,正是先民们渴望征服自然、战胜困难的心理寄托和精神力量源泉,为生存勇气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内核。

(三)大圣文化精神的表现形式

大圣文化精神自古就根植于福建的青山绿水间,其核心“自由灵动、打破束缚”的开拓精神与“不畏艰险、自信勇敢”的冒险精神并非抽象概念,而是通过一系列丰富、生动、可感可触的形式,深刻融入物质遗产、民俗活动、艺术表达和当代实践之中,构建成一个鲜活的独特的文化生态系统。

1.民间传说 

顺昌流传着众多的与大圣文化有关的民间传说,这些故事情节丰富、生动有趣。对主流叙事本土化特征明显,使大圣形象更加贴近地方风土人情与民众情感需求,让大圣文化精神在口耳相传中焕发活力。这些传说与故事,也不断激励着当地百姓在面对生活困境时的不屈不挠与勇往直前。

2.实物遗存 

顺昌登记在册的相关信俗文化活动点多达 120 余处,遍布县域 12 个乡镇街道。其中,以“通天”冠名的祭坛及祭坛遗址,截至目前已登记 86 处。新的大圣文化历史遗存还在被不断发现,如:近期新发现的两处明代“通天大圣”祭坛,一处位于埔上镇大布村苦竹际水库,另一处位于埔上镇大布村岭下自然村;就在发稿前,又接到位于宝山脚下的大干镇良坊村护国寺附近发现了一处“通天大圣”祭坛的报告。

3.民俗活动 

大圣文化民俗活动丰富多彩,每年农历七月十七举办的大圣信俗文化活动在顺昌已延续数百载,其信俗(顺昌“齐天大圣”信俗)于 2011 年 12 月被福建省公布列入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5 年 9 月 11 日,《福建日报》《新福建》以《第十四届大圣信俗文化交流活动在顺昌举行》为题,报道了顺昌今年举办第十四届大圣信俗文化交流活动情况。

4.交流互鉴 

顺昌作为海内外公认的“大圣祖地”,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宫庙信众前来谒祖寻根。这种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增强了“闽台同源”的信俗文化格局,还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认同与心灵契合,同时,也为海外侨胞的异乡精神家园建设,开拓创业的精神慰藉和同胞间互助友爱筑牢了民族情感基础。

5.活化利用 

近年来,顺昌县明确提出“大圣祖地”城市文化品牌发展定位,并与“世界杉都”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从学术梳理、品牌建设、产业融合、服务优化等多维度推动大圣文化全面发展。不断举办文旅推介、闽台文化交流等活动;推出微短剧《跟着大圣去旅行》;打造“大圣修道地”——宝山风景区、“大圣养心地”——合掌岩石刻文化园等精品文旅线路;建立大圣文化交流协会福州联络处、闽南联络处;累计接待新马泰等地到访信众超 6000 人次;加强推进闽台大圣文化交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县域文旅交通与品牌服务,开展多元主题活动;不断推进大圣文化与乡村振兴、数字创意等领域融合发展等。

三、朱熹思想与大圣文化精神的关联

(一)历史与地域的关联

顺昌作为“大圣祖地”,朱熹思想与大圣文化精神二者间,在顺昌这一特定地域中形成了深厚的互补与交融。朱熹虽未亲见顺昌名宦余良弼,但在为其《龙山文集》作序中,盛赞其“刚介质直为贤”“强毅果断为得”,体现了朱熹对顺昌士人品格与治事能力的高度认可。余良弼之子余大雅师从朱熹,著有《朱子语录》,成为朱熹理学在顺昌传播的关键桥梁。朱熹曾三次游历顺昌(1152 年、1190 年、1197 年),在溪口、屏风山、榜山、谟布等地讲学授业(如赋诗有《自溪口买舟至顺昌示同行者》等),与弟子廖德明(著有《槎溪集》)等深入论理,其思想深刻融入地方文化土壤。

顺昌自杨时、廖刚以来便是理学重镇,朱熹在此讲授《论语集注》时,就吸引众多顺昌、将乐学子前来聆听,并形成了浓厚理学学术氛围。摩崖石刻“浮玉”(蛟溪)、“庄濠”(龙湖畔)等遗迹,印证了朱熹思想对顺昌山水人文的深远影响。朱熹通过弟子们将其理学思想下沉至地方,直接影响当地百姓生活观念;而大圣文化则以其生动的叙事和仪式,为朱子理学提供了民间表达载体。例如,朱熹诗中“同行不同调”所体现的开放论理态度,与大圣文化中“打破束缚”的精神隐隐呼应,共同促进了福建地区的多元文化包容。

(二)道德观念的关联

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主张通过道德修养来克制个人私欲,以达到天理境界,其宗旨在于通过道德修养回归宇宙社会的普遍法则(天理)。这与大圣文化从“任性心猿”到“斗战胜佛”的成长叙事,均强调了需以更高准则(天理/使命)克制过度私欲,最终实现人性升华(成圣/成佛)。大圣“自由灵动”的活力,需注入“存天理”的秩序导向方能避免沦为混乱,朱熹严肃的伦理规范,亦需吸纳大圣“不畏艰险”的勇毅精神方能更具实践力量。大圣文化中的克制自身冲动和欲望,与朱熹思想倡导的克制私欲、遵循道德准则完全契合。

朱熹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认为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规范。在大圣文化中,人们以大圣为道德楷模,学习其勇敢、正义、善良等品质,并将这些品质融入日常生活。此外,朱熹思想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观念,也能在大圣文化精神中找到呼应,大圣的忠诚体现了“义”,对弱小的保护展现了“仁”,在与各路神仙交往中遵循的规矩可看作是“礼”的体现。这些道德观念的相通,使得朱熹思想与大圣文化精神在道德层面相互交融、相互促进。

(三)社会理想的关联

朱熹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其社会理想是构建一个秩序井然、道德高尚的文明社会。他认为通过道德修养和教育,人们能够克制私欲,遵循天理,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种思想强调了个人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和维护,追求社会整体的公序良俗。大圣文化同样蕴含着对公平正义社会的向往,大圣的敢于打抱不平,其行为的背后原理就是对公平公正社会环境的渴望。大圣凭借高强的本领维护着人间正道,激励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要勇于捍卫公平。朱熹思想与大圣精神,二者都关注社会的和谐稳定。

朱熹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大圣则以神话形象的示范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正义感。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朱熹思想为社会提供了一套理论框架和道德准则,大圣文化则以生动的故事和形象深入民心。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共同影响着当地民众对美好生活和社会环境的追求,共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

(四)价值取向的关联

朱熹强调追求道德的纯粹性与至善境界,这反映在其价值取向上便是对道德理想的执着坚守。而大圣所展现出的正义、勇敢、担当等品质,正是一种对善与正义价值的不懈追求体现。从社会层面来看,朱熹主张积极入世,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圣文化精神同样蕴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大圣形象被民众视为保护神,象征着庇佑百姓、守护一方平安。大圣文化对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价值追求,与朱熹经世致用、关注社会民生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想不谋而合。

在个人价值取向方面,朱熹鼓励人们通过自我修养和学习,不断提升道德品质和知识素养。大圣形象从石猴到大圣,不断成长和蜕变,这种自我超越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朱熹所倡导的个人成长与进步遥相呼应。二者在个人价值取向层面,共同塑造了积极向上、追求正义与进步的社会精神风貌。

四、朱熹思想对大圣文化精神的影响

(一)在思想传承方面的影响

朱熹强调“格物致知”,即通过对事物的探究来穷尽其理。这种理念促使大圣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不断探索其精神内涵。当地民众在讲述大圣故事、举办相关民俗活动时,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娱乐,而是深入思考大圣文化所蕴含的正义、勇敢等精神品质,如同格物一般挖掘其背后的深层价值。同时,朱熹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虽然在现代有不同解读,但在当时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社会道德。大圣文化精神中的惩恶扬善、守护正义等内涵与这一思想相契合。这种道德规范在文化传承中得以强化,使得大圣文化成为当地民众心中道德准则的象征。再者,朱熹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他三次到访顺昌,通过弟子将理学思想下沉至地方,影响民间价值观,他的思想传播促进了顺昌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

(二)在文化塑造方面的影响

大圣被赋予了正义、勇敢、为民除害的形象,这与朱熹所倡导遵循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观念相契合。大圣以无畏的勇气和正义的行为,为民众带来福祉,是对善与正义的追求,这种价值取向正是在朱熹思想长期熏陶下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于民心的。

朱熹理学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其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理念为大圣文化注入了理性思考的元素。大圣文化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民间信仰,而是蕴含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深刻理解。例如,大圣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应对智慧,反映出了对事物本质的探索与把握,这与朱熹所强调的通过格物来认识世界的思想遥相呼应。

(三)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

从社会经济秩序来看,朱熹主张“义利之辨”,强调以义为先,这与大圣公正无私、守护正义的精神相契合。这种价值观念引导当地百姓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公平公正原则,避免逐利过度,秉持诚信经营理念,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

在社区建设方面,朱熹重视家族伦理和社会秩序的构建。大圣守护家园、团结民众的形象,与朱熹思想倡导的邻里互助、家族和睦相呼应。在顺昌地区,通过举办与大圣文化相关的民俗活动,既增进了社区居民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又促进了文化传承与发展,进而形成了互帮互助、和谐共处的社区生活氛围。

五、大圣文化精神对朱熹思想的丰富与拓展

(一)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入

大圣文化精神对朱熹思想的丰富与拓展,鲜明地体现在地域特色文化的融入上。福建地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孕育了大圣文化,其与朱熹思想的交融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福建多山,峰峦叠嶂的地理环境塑造了当地民众坚韧不拔、勇于探索的性格。大圣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正是这种地域性格的生动写照。当这种文化特质融入朱熹思想后,为其原本强调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增添了进取的活力。原本朱熹思想中“居敬穷理”的内敛气质,在结合大圣文化的勇毅进取精神后,变得更具行动力和开拓性,激励着当地民众在追求道德完善的同时,积极投身实践。地域文化特性的融入,使朱熹思想在福建这片土地上扎根更深,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活力,最终实现了思想与地域文化的相互滋养。

(二)民间信仰元素的补充

大圣文化作为民间信仰的典型代表,为朱熹思想注入了鲜活的民间信仰元素,使其更具多元性与包容性。在朱熹思想体系中,对传统儒家道德伦理的阐释占据核心地位,但相对缺乏民间信仰层面的生动表达。大圣文化所蕴含的民间信仰元素,包含了勇敢、正义等精神内涵,补充了朱熹思想中相对抽象的道德准则。大圣敢于对抗不公,为传统儒家倡导的“仁”“义”赋予了更具斗争性的表达。

从仪式与实践层面看,大圣文化的祭祀仪式、庙会活动等民间信仰实践,为朱熹思想中的“礼”提供了更接地气的表现形式。这些活动不仅是对神灵的尊崇,更是社区民众交流互动、文化传承的重要表现方式,体现了“礼”在民间社会中的凝聚与教化功能。

此外,大圣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元素,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道德观念,使朱熹思想更易于被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这些民间信仰元素的补充,让朱熹思想走出了高雅的学术殿堂,融入了民间生活,拓展了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使其在民间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时代精神内涵的创新

在当今时代,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圣文化精神在与朱熹思想的交融中,为其注入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内涵,实现了共同创新发展。大圣勇于探索、敢于突破的精神,与朱熹思想中“日新又新”的理念呼应,激励着人们不断开拓创新。这种精神促使当代社会在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积极探索新方法、新路径,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发展需求。

合作共赢也是当代重要的时代精神。《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途中与团队成员相互协作的情节,蕴含着合作共赢智慧,与朱熹倡导的“和而不同”思想相结合,倡导当今社会人们在激烈竞争中,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

此外,大圣文化精神还强调了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大圣对弱小的保护和对正义的坚守,与朱熹的仁爱思想相融合,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良知,促使人们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大圣文化精神为朱熹思想赋予了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内涵,使其在新时代社会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结语

朱熹思想与大圣文化精神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为深入理解福建地区的文化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视角。从历史维度看,朱熹三次游历顺昌讲学,与余良弼、余大雅、廖德明等本土士人的深度互动,使理学“格物致知”“存天理”思想深植于闽北土壤。而自古就扎根于闽北的大圣文化,通过“修心成佛”的叙事和“不畏艰险”的民俗实践,以民间智慧诠释着相同的社会精神追求。朱熹思想与大圣文化精神二者共同构建起了福建地域文化中的“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这种精英文化与民间信俗文化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福建地区的文化精神内涵,形成既重伦理秩序又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特质,也为当代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不失为“多元一体、雅俗共济”文化共同传承与发展的生动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