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昌县塔山路的林业局灾后重建安置房里，102岁的胡绍星坐在藤椅上，阳光掠过他布满老年斑的手背。这位已有些失聪的老人，很少对邻居说起过去的事。只有四儿子胡天文知道，父亲箱底锁着的那些泛黄纸张——慰问信、褪色的军人证、边角磨破的荣誉证书，里面藏着一段横跨大半个中国、穿越烽火硝烟的传奇。

胡绍星老人的部分军功章    

“父亲一辈子不爱说话，可那些证上的红章，比任何语言都有分量。”胡天文记得，第一次帮父亲整理旧物时，指尖抚过“中国远征军”“第四野战军”“抗美援朝”等字样，才惊觉这位不识字的父亲，竟把大半个世纪的家国记忆，都锁进了沉默里。

有时家庭聚餐，晚辈们聊起谁去了哪个国家旅游，老人会突然插一句玩笑，“你们都没我本事，我出过两次国。”众人笑起来时，他自己也咧开嘴，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自豪——那是远征军入缅作战、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的岁月，藏在玩笑里的，是他从未细说的血与泪。

1942年，胡绍星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遭到日寇的残忍屠杀，年轻的胡绍星含泪加入了当时国民革命军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崇山峻岭中，他和战友们用血肉之躯抗击日军，歼灭三万余敌。1945年1月，畹町会师的欢呼犹在耳畔，他又随部队辗转缅甸、云南，编入新组建的汽车二十团，成了一名驾驶兵。从昆明到兰州，再西行至新疆哈密，车轮碾过万里路，他不仅练就了一手修车绝活，更在与日军坂田师团的激战中，把“不怕死”三个字刻进了骨子里。

“那会儿他哪懂什么番号，只知道跟着队伍走，打跑鬼子就行。”胡天文说，父亲总回避谈论战斗细节，唯独提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会突然挺直腰板。那天他在哈密的营房外，对着南方连磕三个头，“爹娘，我终于能回家了”。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同志上门慰问胡绍星老人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林禧是近年来常来探望胡绍星的人之一。“第一次上门采集信息时，老人只说自己‘当过兵’，多一个字都不肯讲。”林禧笑着回忆，后来还是在胡天文的帮助下，才一点点拼凑出这段震撼的经历，“像胡老这样的老兵，把功勋藏在心底，把奉献融进生命，是我们最该敬重的人。”

1947年，部队起义，胡绍星迎来新生。两年后，天津解放的炮声中，他因会开各式坦克，被首长点名调往北京，成了坦克兵主教官。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要手把手教新战士拆装坦克、讲解构造，其中的难可想而知。可他凭着一股韧劲，硬是把这项“必修课”教得扎实，成了部队里特殊的“文化人”。

1950年，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胡绍星又穿上军装，编入第四野战军装甲汽车5团，负责往前线运送物资。一次阴雨天，炮弹在车旁炸开，弹片钻进他的腿中，鲜血浸透了裤管。他咬着牙踩油门，直到把物资送到阵地，才一头栽倒在雪地里。“他从不提疼，只说‘比起牺牲的弟兄，我这算啥’。”胡天文红着眼眶回忆，父亲腿上的伤疤，至今还像条蜿蜒的河。

（弹片长年滞留在体内导致老人的腿部变形）

1952年回国后，伤愈后的胡绍星拿着二级残疾证，先在浙江军区给师长开车，后来转业到国家建筑工程部。从河南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的厂房，到江西新余钢铁厂的高炉，再到福建顺昌的林区，他把战场的拼劲用到了建设上。“工地上别人休息，他还在琢磨机器，说‘国家要强大，就得有好厂子’。”胡天文说，父亲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林禧每次和同事上门，都会陪老人一起看会儿军事新闻。“胡老握着我的手，湿红了眼眶，说‘能看到现在的中国，值了’。”林禧感慨道，这些老兵从不炫耀过往，却用一生践行着“为国奉献”的誓言，“他们的经历，是我们开展国防教育最生动的教材。”

（人瑞之年依旧精神抖擞）

如今，胡绍星的听力越来越差，胡天文凑到他耳边喊“老爸”，他会缓缓转头，咧开嘴笑。他依旧不爱提过去，只是看到电视里阅兵的画面，会悄悄坐直身子，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像在打节拍——那是当年军歌的节奏。

“他总说自己平凡，可在我们心里，他是英雄。”胡天文望着父亲的背影说，父亲的沉默里，是对牺牲战友的怀念，是对国家的忠诚，更是老一辈军人“舍小家为国家”的写照。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当国旗在风中飘扬，像胡绍星这样的老兵，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名，却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英雄从不是传奇里的符号，而是那些在烽火中挺身而出，在和平里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仰望。（朱城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