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彦堂）先生以甲骨文和历史研究而闻名，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合称“甲骨四堂”。相较于甲骨文研究成果，其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大众视野与认知中则相对较少被提及。在福州任教、生活期间，董作宾以外乡人视角，收集、整理了多种关于福建方言、民俗的材料，并陆续发表，为研究民国时期这一方面的学术成果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董作宾对于方言、民俗研究的兴趣由来已久。在北大研学期间，董作宾不仅加入歌谣研究会、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还兼编校《歌谣周刊》。而福州成为董作宾完成研究生学业、离开北京后的首个工作城市，也是除了北京和故乡南阳之外重要的民俗、歌谣调查地点。当董作宾将研究重心全部转移至甲骨文领域后，对于民俗、方言、歌谣等领域的兴趣也逐渐降低。正因为其开展民俗调查、研究的时间短暂，其在福州期间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撰写研究著作才更显弥足珍贵。

董作宾在福州生活的时间短暂。据其自编照片集《平庐影谱》载，“乙丑 民国十四年 三十一岁。春，至福州。任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冬，返里”。1925年春，董作宾南下福州，任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开设了歌谣研究班，授课“歌谣概论”，并参与福建民俗调查研究。1925年冬，董作宾完成协大的教学任务，即辞职返回故乡南阳。

在福州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董作宾根据其实地调查、交谈记录等渠道，收集资料并撰写相关著作，一些著作的创作和发表甚至持续到其回到河南、参加殷墟挖掘工作等时间，足见其对于民俗学研究的兴趣，以及对在福州生活期间民俗调查资料的重视。由于协大教授住宅即在鼓山山麓，董作宾还将其在闽文集以“鼓峰”命名。董作宾还参与成立了福建协和大学闽学会，推动福建民俗研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

据《平庐影谱》载，董作宾1925年在福州期间有《福州歌谣第一章》《畲语十八名》《唐脯与诸娘》，离开福州后还撰有《闽谣篇》《说畲》《福建畲民考略》《闽俗琐闻》。此外还有载于《孟姜女》一卷第一、二、三号的《高湖一夜》，载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三号的《关于诸娘的讨论》，以及发表于《台湾风物》杂志的《福州岁时记》。

根据陈锡襄《闽学会的经过》所记“闽学会的成绩”，董作宾“集在闽的著作名曰《鼓峰集》，内有闽谣、闽俗、畲民考略、方言方音等，一部分已在北大国学门周刊及本校（按，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及民间文艺发表”。

董作宾在福州开展的民俗调查、资料收集，是利用其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期间的业余时间开展的，直至其晚年在台湾时，仍整理了《福州岁时记》残稿交付《台湾风物》杂志刊载。其题记中，董作宾自称“敝帚自珍”，故而整理残稿并发表。

董作宾福建民俗研究著作体现了资料来源与著述体裁的多样性，而通过实地调查获得关于福州民俗的第一手资料，前往高湖看夜戏的经历，就是其开展风俗调查的一次成功案例。除此之外，其在《平庐影谱》收录的福州照片有魁岐山的协和大学教授住宅、“五卅”惨案后协和大学师生游行队伍、万寿桥头、石鼓山等6张照片，可见在福州期间，董作宾参观游历了福州城内外诸多名胜古迹，并借此开展民俗调查和资料收集。

作为“不通福州土白”语言的外地人，董作宾离不开福州本地朋友的支持，如前往高湖的民俗调查，就是应当地朋友之邀并在其陪伴下完成的。董作宾曾写道，“到特别方言区的福州，作一个开采‘平民文学’的试探。当我下轮伊始，便宣布了‘大政方针’，居然能得到很多朋友热烈的同情和赞助”，文中收录的福州民歌，也是由他人采辑、转述并译注，其中一首民歌由福建协和大学学生黄铠从“仓前山岭后街的一个小孩口中”听闻并记录。

董作宾对方志文献的辑录和整理研究也很重视，如在《福建畲民考略》中提及“关于畲民记载，每散见于浙粤闽三省地志”，此外亦有时人所撰畲民调查记、畲民风俗谈等著作，然而在当时条件下未收集到所有著作，因此来到福州后，“颇留意于风俗习惯语言民族之考察。乃就披览所及，凡闽中地志笔记，有关畲民之记载，辄撮要录之”。在这篇考略中，董作宾摘录了闽海道、建安道、汀漳道、厦门道各地州府县志、笔记、汇编等材料中关于畲民的资料，还在文末记录了福建本地友人杨名声、黄铠、江鼎伊所见闻的畲民风俗、传说故事。

在董作宾的福建民俗著作中，关于物质民俗的记载也极为珍贵。即使如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民间娱乐游戏等民俗，也需要依靠相应的器物作为载体、渠道等实现。在董作宾的民俗著作中，对所见的各种生产、生活工具有详细的记录，在《高湖一夜》中体现明显。在此文中，董作宾记录了当时所见的一些福州居民物质生活场景，包括了照明工具（电灯、火把、汽油灯）、饮食民俗（小吃、小摊和商店、菜市）、居住建筑民俗（太山青府、太后宫、郑宅、郑氏宗祠、南湖书院、包相府）等。

《福建畲民考略》一文在辑录方志对畲民记述的同时，董作宾也对一些方志记述的资料提出异议，并认为有的作者“久客他乡，于闽中民族反不甚了解”，以此再次强调了实地调查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董作宾严谨的调查研究和治学作风，以“他者”的视角，记录下了百年前福建地区方言、民俗的真实片段。当今天的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从中感受到的是百年间天翻地覆的变化。

（作者单位：《福州年鉴》编辑部）